1955年3月，中国人民銀行發行第二套人民幣，其中包括面值三元的紙幣，由於三元紙幣的流通時間短、市場存量稀少，迄今在收藏市場的價值已被炒高一萬多倍。 　　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国代表團抵達萬隆，出席在這裡舉行的亞非会議，周恩來在發言和補充發言中提出瞭“求同存異”方針，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傢可以實現和平共處。六十年後，中国国傢主席習近平出訪美国，中美兩国將進一步發掘優勢互補的潛能，加強人文交流，共同造福世界。 　　1955年10月，比爾·蓋茨出生，這個律師的兒子在二十歲時創建瞭微軟公司，四十歲時，他成為世界首富，並連續占據這個位置十三年之久。在比爾·蓋茨六十歲這年，Windows 10正式發佈，這也是微軟公司獨立發佈的最後一個Windows版本，Windows操作系統已遍佈世界，成為人們工作、生活的“必需品”。 　　在歷史發展的軌道上，六十年也許隻是短短一瞬，但在政治、經濟、科技、產業等的發展歷程中，這段時間足以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中国酒業同樣如此，六十年前，整個產業的實力弱小、發展落後，難以滿足廣大人民對優質酒類產品的消費需求，到今天，全国釀酒行業總資產已超過9000億元，規模以上企業的年銷售總額同樣突破9000億元，利潤總額近千億，上繳稅金800億元，就在不久前的佈魯塞爾国際烈性酒大獎賽上，以白酒為代表的中国參賽產品大獲全勝，成為本屆賽事最大贏傢，這標志著中国酒業的釀造水平已經達到世界領先，中国消費者可以在日常餐桌上喝到醇香美酒。 　　如果要為酒業六十年的發展尋找一種見證，或者說是一份完整的、系統的酒業時代記憶，那麼，全国糖酒会便是一個極其恰當的選擇。 　　1955年，首屆全国糖酒会在北京舉行，之後陸續在上海、天津、重慶、成都、鄭州、石傢莊、濟南、西安、沈陽、哈爾濱、武漢等城市舉辦，由一年一辦到春秋季各一屆，展会規模和影響力越來越大，參展企業范圍從国內廠傢逐漸發展為全球各個国傢和地區，囊括瞭世界頂級的酒業巨頭，展品包含世界各個酒種。展会功能由計劃經濟時代的調撥分配、保障供給，到市場經濟下的貿易展銷、品牌傳播，及至當前互聯網時代下的信息、思維、資源、資本的跨界整合平臺。在不同歷史時期，全国糖酒会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不同作用，而始終不變的是，全国糖酒会對繁榮酒業市場和促進廠商發展，都起到瞭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回顧糖酒会的往事與風采，其實是重溫酒業發展歷程，感受社会與時代的進步，並向著酒業未來加速奔跑。 　　早期發展，與時代同生共長 　　北京西苑飯店，位於海淀區三裡河路西側，緊鄰著熱鬧繁華的西直門外大街，這是一座庭院式五星級酒店，擁有一棟30層主樓和10棟三層配樓，庭院占地八萬平方米，綠地超過兩萬平方米，傳統的中式園林建築風格，令入住賓客感到心曠神怡。 　　將時光倒回六十年前，西苑飯店可沒有如此的壯觀氣派，當時，這裡剛由北京展覽館招待所更名為西苑大旅社，便迎來瞭一次重要会議——由城市服務部組織的全国供應会，此次会議的召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隨著“一五”計劃的實施推進，国內經濟得到瞭平穩發展，廣大人民對“第三類商品”的需求與日俱增。 　　所謂“第三類商品”，根據上世紀五十年代国務院對關於食品分級管理辦法的規定，即“要在商業體制方面貫徹全国一盤棋的原則，全国商品應分為三類，食糖和烤煙作為關系国計民生的重要商品而被列為第一類，卷煙、八大名酒、奶粉、肉蛋制食品為第二類，除此之外的商品為第三類，對於第一類是由国務院集中安排管理的，第二類由国務院確定商品政策，統一平衡安排，第三類實行隨行就市的管理辦法。” 　　其中，第三類商品與人民生活有著直接關系，但由於品種繁多，生產企業規模小，原材料來源廣泛，不宜於實行計劃管理，如酒、奶制品、罐頭、糖果、糕點等，便成為商業部門進行調控和補充市場供應的重要商品。正是為瞭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第三類商品交流活動，經過前期籌備，此次供應会於1955年在西苑大旅社召開。 　　会議期間，來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針對地區間生產和需求情況，進行瞭大量交流，對改善工廠經營管理、減少采購的盲目性、節約費用等方面起到瞭明顯促進。由於会議效果突出，会議形式便被延續下來，在之後的兩年裡，商業部又在北京組織瞭全国糖業糕點專業会議，討論經營方針，落實供應措施，同時進行小食品的交流。 　　從1958年起，商業部又將煙、酒兩大類商品納入該会議議程，会議也由糖業糕點專業会議，發展為全国糖業煙酒專業計劃会議。 　　至此，從功能角度來說，“全国糖酒会”已經正式誕生瞭，而1955年在西苑大旅社的那次会議，則被公認為全国糖酒会的發軔開端。 　　所以說，全国糖酒会是時代與社会發展的產物，是為瞭滿足人民實際需求，提高人們生活質量而誕生。無論外界環境如何變遷，這都是全国糖酒会的立身之本，不曾有過絲毫動搖。 　　1964年，在上海召開的全国三類商品供應会上，首次設立瞭糖煙酒商品展廳，參展樣品3500多種，以便於第三類商品的交流采購。從信息溝通到設展交流，此次会議開創瞭全国糖酒会会展形式的雛形。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全国糖酒会仍然延續舉行，為保證人民生活需求，為保障軍需、外事、工礦等特殊行業的基本需要，而做出最大努力，從1966年至1976年，糖酒会先後在洛陽、上海、韶山、太原、天津、武漢、石傢莊、揚州、柳州、無錫、煙臺等城市舉行。特別是在1972年的石傢莊会議上，糖酒会迎來瞭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本次会議改變瞭行政会議套開的形式，改為真正獨立舉辦的商品交流会。這種轉變使糖酒会打破瞭地區界限和商品交流的封閉形式，充分適應瞭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因此受到廣大工業企業的高度好評。 　　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由於參会企業及展品的增多，為瞭便於交流，工業企業們從隻展示少量新產品，逐漸發展為全面展示企業產品，但由於當時還沒有統一的会展場地，這些展示活動隻能分散各自進行。 　　而隨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会召開，会議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和實行改革開放戰略決策，使中国国民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地方經濟尤其是商辦工業逐漸發展起來，第三類商品日漸豐富、品種繁多，大量第三類商品工業企業強烈希望在全国范圍進行商業交流。為瞭滿足這種需求，全国糖酒会又進入瞭新的發展周期。 　　1984年，全国糖酒会首次由一年一辦改為每年兩次，分別在春季和秋季舉行，在當年秋天的安陽糖酒会上，為瞭更好地服務於市場流通，正式確立瞭糖酒会開放式的組織辦会原則。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使人們的行業觀念根深蒂固，以往糖酒会的參與企業主要是国有商業三級批發和部分国有工業企業，而其他經濟成分的企業較少。此次糖酒会打破瞭這種局限，明確提出不按經濟成分、不分企業大小、不按地區劃分，面向社会開放辦会的原則。 　　結果在安陽的那一屆糖酒会上，參会人數達到15900人，成交額高達15億元，比上年同期的邯鄲会議增加瞭8200人，成交額增長瞭近一倍。面向社会，遵從市場，在社会生產力發展的推動下，在市場經濟機制建設完善的促進下，當時的全国糖酒会與廣交会一樣，成為改革開放先行模式，不僅對廣大廠商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誘惑力，對於社会公眾同樣具有強大影響力。 　　1988年，商業部副食品局在鄭州召開瞭首次糖酒会研討会，並確定瞭參会商品展示由分散向集中過渡的組織辦会原則。兩年後，在石傢莊舉行的春季全国糖酒会推出“集中佈展，集中交易”的改革舉措，使糖酒会向著規范化、現代化管理邁出瞭重要一步。同年的秋季糖酒会再次來到鄭州，正式更名為“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這個名字沿用至今。 　　從1955年到1990年，全国糖酒会與時代同生共長，它的每一次名稱更改、功能調整和形式變遷，都是中国社会發展的縮影。以“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的名稱確定為標志，糖酒会走過瞭早期發展階段，成為全方位、全開放、多成分、多品種的大型經濟交流活動，接下來，它將以嶄新面貌，迎接市場經濟的洗禮。 　　 中期發展，為市場開拓創新 　　上世紀九十年代，酒行業風雲激蕩、變幻莫測。無論傳統名酒企業還是眾多區域優秀酒企，紛紛駛入發展快車道，或在媒體展開大手筆的廣告攻勢，或在市場施以價格、促銷等“誘惑”政策，一時間“酒”聲鼎沸，熱鬧非凡。在這段時期，有的酒企通過快速發展和建設，鞏固奠定瞭自身的行業地位，為企業打下瞭長遠根基，有些酒企卻曇花一現，經過幾年的活躍表現後便滑入低谷，一蹶不振。 　　行業整體的繁榮強盛，以及各酒企的興衰曲折糖酒会酒店预定，其根本原因還在於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在市場經濟下，酒業活力得到瞭空前釋放，酒企們充滿瞭發展的激情，但又抱著幾分懵懂迷茫，隻能“摸著石頭過河”。誰號準瞭市場的脈，就能穩步發展，而如果對市場的理解有誤，甚至抱著急功近利的心態，就很難走得長遠。 　　也正是伴隨著這個過程，全国糖酒会作為酒業市場風向標、晴雨表的作用更加明顯。 　　在當時，白酒行業連續摘得央視“標王”，這確實給酒企帶來瞭強勁的市場銷量增長，全国糖酒会如實反映出這種情況。在1994年的成都春季糖酒会上，展会成交額首次突破百億元大關，白酒在其中占據瞭重要比例。 　　但全国糖酒会的價值不僅僅是對市場既成形勢的客觀呈現，更對酒類市場趨勢起到瞭引導規范的作用。正如“標王事件”之於酒業像一把雙刃劍，使很多酒企陷入誤區，過度倚重廣告，卻忽視瞭品牌內涵價值的建設，甚至各式各樣的“偽文化”大行其道，無形中挫傷瞭人們對白酒的消費信心和品牌信心。對於這種情況，全国糖酒会如同一位“考官”，在無數酒商們的苛刻審視下，真正具有市場生命力的酒類產品和品牌会脫穎而出，而空洞無物的“噱頭”則很快被遺忘在角落，通過這種篩選，糖酒会引導著酒業的文化與品牌建設走向理性方向，使酒業市場的繁榮更加健康持久。 　　“新常態”發展，為行業思考和探尋 　　當然，要實現並不斷強化這種行業價值，離不開糖酒会自身的創新升級。比如，早期糖酒会是在酒店、賓館中舉行，不設展廳或僅設置規模很小的展廳，後來是集中在幾個飯店內，把会議洽談與展示結合在一起，之後還有利用城市體育設施、舊博物館等作為展示場所的。為瞭達到更好的展示效果，在1998年的成都糖酒会上，首次將所有佈展集中在文章來源華夏酒報同一個場館內，極大方便瞭參会客商的溝通交流。這種集中展示的形式，也更有助於糖酒会對酒業市場的趨勢引導。 　　“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以這句人們耳熟能詳的廣告語為標志，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国內酒類市場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而隨著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酒類市場呈現出明顯的国際化趨勢。針對這種情況，全国糖酒会同樣做出瞭積極有效的創新舉措。瑞士雀巢公司是首傢進入糖酒会的外資企業，並借助糖酒会這個平臺，在中国內地市場迅速建立起銷售網絡，之後越來越多的国際酒類產品亮相於糖酒会舞臺，各種洋酒，各国的葡萄酒和啤酒的出現，使糖酒会更具国際色彩，同時也加快瞭国內酒類市場與国際接軌的進程。 　　對此，糖酒会一方面為国際參展商提供針對性的服務，便於其展示招商，並幫助国內商傢瞭解国外酒企信息，進行洽談合作。另外，糖酒会還通過創新的展區劃分，集中展示国際酒類商品和品牌文化，更加開闊瞭国內酒企廠商的視野，激活瞭酒業的市場創新思維。到目前，“葡萄酒及国際烈酒展區”已成為每屆糖酒会的主要亮點之一。 　　經過世紀之交階段的一段低谷，酒行業迎來瞭近十年的快速發展，酒類市場的銷量規模激增，同時也變得更加成熟。酒企廠商們逐漸告別瞭過去的粗放式經營，開始對市場施行精耕細作。 　　在這段所謂的酒業“黃金時期”，全国糖酒会首先取得瞭自身的巨大成長，展会規模和成交金額屢創新高，在2010年秋季的濟南糖酒会上，糖酒会成交金額突破200億元，糖酒会的“軟件”配套能力也有瞭明顯提升，從服務保障到規劃設計，都變得更加周全完善。而同時，糖酒会繼續發揮著服務行業、繁榮市場的作用，針對酒企廠商所關註的市場新思想與營銷新模式，糖酒会總是保持著高度關註，通過各種權威的信息發佈、論壇對話等活動，為酒業市場發展輸送瞭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其實這也是酒業走向成熟的重要“營養”。 　　2012年的成都春季糖酒会上，仍能輕易感受到酒業經濟的火熱溫度，著名經濟學傢郎咸平卻提出，酒行業在經歷瞭一個快速發展周期後，將陸續暴露出各種問題，比如產能過剩導致企業負擔加劇，業外資金大量進入將導致“渠道”堵塞，而價格持續高攀的後果將使市場消費活力下降，酒類市場萎縮。其時，很多人對郎咸平的這番“預警”不以為然。但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這些“預言”卻一一應驗瞭，酒行業開始進入深度調整，或者說是酒業“新常態”正在醞釀形成。 　　酒業在這幾年間所感受到的壓力與陣痛，每一個從業者都有切身感受，酒業調整的方向和方式究竟是什麼？在社会與市場的“新常態”下，酒業又將呈現出怎樣的發展趨勢與軌跡，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也是酒業走出低谷的過程所在。 　　這賦予瞭全国糖酒会新的功能和使命。 　　2013年成都春季糖酒会有一個明顯的創新舉措，就是將原來的開幕式搬入室內，與糖酒会主題論壇結合在一起，這種方式延續至今，廣大酒企廠商已習慣於在每屆糖酒会上享受一場頭腦風暴和智慧盛宴。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糖酒会倡導勤儉節約的辦会作風，也是為身處調整期、新常態下的酒企廠商們答疑解惑，為行業未來而思考探尋。 　　在“中国酒業的變革與機遇”2014年春季糖酒会主題論壇上，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和瀘州老窖集團總裁張良曾經有過一次正面對話，宗慶後提出，娃哈哈要把白酒做成人們享受生活的必需品，而張良卻認為，白酒並不是生活必需品，其本質是一種文化和情感的消費品。著名經濟學傢樊綱則提出，酒行業應該通過創新來提升自身競爭力，充分把握經濟增長、消費崛起的趨勢性機遇，酒業改革創新應當向縱深的系統化方向展開，付諸於管理和營銷的創新，乃至轉向消費行為、消費方式的創新，這有助於酒業在社会和消費的增長中獲利。 　　像這樣的對話或觀點，總能讓參会展商聽得“很過癮”，而事後回味，又能獲得創新發展的思考和啟發。之後兩屆的糖酒会主題論壇，又先後關註瞭“跨界、融合、創新”，“酒業新常態，消費新趨勢”等話題，通過邀集專傢學者、行業代表，共同分享交流，形成思想成果，使酒業的調整方向更明確，使酒業的創新行動更有力。 　　從專業会議到市場平臺，從信息交流到商貿對接，經過六秋季糖酒会十年的發展，糖酒会已經成為酒業“軀體”的一部分，它像嘴巴一樣傳播著品牌與文化，像眼睛一樣觀察著趨勢與方向，尤為關鍵的是，它像大腦一樣思考運轉，對新常態下的行業發展做出判斷和指引。在發揮原有功能的基礎上，糖酒会的思想價值變得更加突出，而這也是酒行業當前及未來所迫切需要的。 　　2015年秋，南京，全国糖酒会走過瞭六十年時光，它仍與酒業一起，續寫著新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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